对一个企业来说，开放带来的并非只有福音，也会带来新的挑战——这个挑战就成为了企业家们很难真心开放的根本原因。可以说，企业家身边的老干部，或者依靠老板的信任而居要位者，绝大部分是不赞成人才开放的，因为这意味着他的位置也许会受到威胁，他得到的宠爱也许不再会继续。

　　中国在加入WTO时，要不是中国领导人从长远的战略角度，站在为民族和国家整体考虑的高度上，肯定是做不出这样的决断。因为很多产业会受到冲击，很多既得利益者会出来抵抗，再加上每次真正的开放都是史无前例，决策人不免会对其负面影响而瞻前顾后。

　　但是，不接受小的牺牲，不接受暂时的痛苦，我国就会面临重大牺牲，忍受长期的痛苦。现在回过头来看，中国这几十年发展的最大原因都来自勇敢的开放，每当我国处于改革瓶颈时，都有一个重大的开放引擎重新启动，把我国的经济之舟推向大洋。

　　日本经济在实现腾飞后，经历了谁都没有预想到20年的失落，其最大原因就是对本国市场的保护过多。我和很多经商界人士一直在批评日本政府过于保守，我们认为应该推进中日韩FTA、东盟FTA，以及鼓励日本加入TPP。

　　但是，因为很多日本的企业和个人处于封闭的经济体系之中，他们受到保护，可以垄断日本市场，不愿走出去，更不愿让别人走进来。而这些产业，正是从经济和思想上拖累日本经济的主力军。

　　媒体批评他们守旧，他们可以收买媒体，而且这些企业也有自己的媒体，消费者没有发言权，在冠冕堂皇的国家安全或国家利益的幌子下，他们养尊处优，名利双收。但是，整体日本经济却在他们的“蛀虫”行为下每况愈下。

　　纵观这些和国际不接轨的封闭企业，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。他们不是没有人才，不是没有资金，更不是没有知识，他们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国际公平竞争力，没有内外的压力。

　　现在，日本右派大谈参加TPP是为了和美国联盟对付中国。也许有人真的这样理解，但实际上是通过强调中国的威胁来吓唬日本老百姓，让他们接受TPP，是安倍政权的政治手腕。

　　日本是一个非常守旧的社会，只有通过强烈的来自外部的恐惧和危机，才能达成开放的共识，日本人称其为“外压”。日本的第一次外压是美国战舰登陆横须贺，并且日本人看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惨状不得不开放。第二次是被美国占领后失去主权，不得不开放。但每次开放，日本都取得了巨大进步。在失去了20年后，日本正在寻求第三次外部威胁来帮助他们改革，我想这也是安倍一伙愿意强烈炒作“中国威胁论”的根本所在。

　　中国人向来不缺开拓创新精神，但就怕被关。清末是一个反面的验证，改革开放是一个正面的验证。到世界各地走走，我没见过有中国人行乞的场景。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些不识字的人，只带走了一条命，也许开始他们都活得很艰辛，但他们都活得有滋有味，而且大都一代好于一代。

　　改革开放以后，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里的比重一直在提高，纳税额不断增加，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高。可是，那些得天独厚的国企一方面垄断着很多领域;另一方面它们单位资产的盈利能力却低得可怜，如果除去国家给它们的特别政策和融资，它们能够公平地创造利润的能力非常可怜。这使得中国国企和日本那些被保护起来的企业一样，他们不是没有人才，不是没有资金，更不是没有知识，他们只是没有开放。

　　那些占据国家资源，却不肯开放的特殊企业，会说出和日本守旧派一样的措辞：我们是国家利益的守护神，我国有自己的国情，开放了就会失去民族产业，甚至给社会带来隐患。

　　我要强调，开放并不是简单地对外开放。开放的本质是接受公平竞争，接受和陌生市场的碰撞，首先是思想的开放，必须首先对内开放。那些利用爱国拒绝公平竞争才是不爱国的行为，不发展、不纳税的企业没有资格谈爱国。如果开放便让中国灭亡，中国可能早就灭亡了。而事实恰恰证明，越是开放的时代，越是接受陌生的时代，中国越是强大富有。

　　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都碰上了发展瓶颈，这实际上是件大好事。“发展瓶颈”是发展的结果，它意味着一个发展阶段的终止，更意味着企业家必须走出自己的成功，自己解放自己，走向世界，走入陌生环境。

　　随着中国经济的粗放而高速的发展，很多企业家赚到了一大笔钱，他们有了自己的工厂、土地，更有数套房产和广泛的人际关系。此时的他们不愿意光脚走路，也不愿意走进陌生环境，甚至不愿意放下架子。

　　但这并不可怕，因为我们有很多年轻的企业家正在崛起，他们还没有穿鞋。更可喜的是，我们还有很多居功不傲的企业家，宗庆后先生不是今天还一边消费50块钱，一边为社会创造巨额财富吗?任正非不是把高科技产品卖进先进国家之后，还乘经济舱出差吗?

　　企业家就是要有野性，开放就是把自己置身于荒野。